另一条血路——中山北路上被日本杀害的难民，国民党退却下来的士兵和病员则由佐佐木元胜和西条八十来加以证实。
早在第二章里我们曾经介绍了《野战邮政旗》作者佐佐木元胜看到中山北路的惨况。他在12月16日下午到达南京，即在举行入城仪式前一天到达南京。南京陷落了三天后，在马路上仍可看到当时的悲惨情景：“当时有一、二万中国兵在被枪杀，其中好象也有脱去军装而换上便衣的中国兵。”
洞富雄先生从《未来》杂志（1976年12号）一篇题目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杀》中了解到诗人西条八十所写的见闻里，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留下的现场记录，其中在12月17日“入城式”那天，他在下关下船上岸后写道：
我出去一看，见码头对面有一座高高的板墙。墙内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如山。我心想：“已渐渐开始啦。”
我一直往前跑去，来到宽阔的中山北路。那是白杨树覆盖的林荫道，参加阅兵式的军队不断地行进着。他们首先要穿过阴暗的挹江门。那里，在厚得令人吃惊的铁门背后，堆起了敌人的沙袋，像扬子江岸边装米的草包那样，沙袋集中在一起。从这一带开始，一路上，横躺着很多穿着当地居民衣服的中国兵尸体以及死去的军马。（引自《大屠杀》第55至66页）
第三部分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第31节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2)（图）
井手纯二于1938年1月上旬拍摄的下关长江边铁道栈桥附近的屠杀现场
对于“已渐渐开始啦”这句话，这无疑意味着屠杀俘虏。洞富雄先生分析，这只能认为是西条八十根据自己的判断顶料到将会发生这种事情，或是西条八十从别人口中听说到即将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屠杀决非偶然发生的事件，所谓“不幸”的事件，似乎只能说是出自于日本军队有计划、有意识的残忍的屠杀。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对许传音的马路上的所见，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说：
“我们尽可能地在安全地及其附近地方作了调查。斯迈思教授和我作了各种调查，结果得出了结论是在我们确切知道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男女包括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
除此之外，在市区内还有许多人被杀害，但我们无法统计这些被杀害者的人数。在市区外，也有相当多的人被杀。以上所说，全然不包括遭屠杀的几万名中国士兵或曾经是中国士兵的男子。”（《记录》36号，前引书1，第49页）
《铁证如山》例证之十七中，刘世尧所见在五台山小学后面塘里有83具被日本兵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这个地点在难民区之内，由此可以证实贝茨博士的论说。证例中刘世尧还证实：日本兵把好几百个难民赶进清凉山一个大洞里，将他们用汽油活活烧死。清凉山仅在难民区西边的边缘，此次屠杀对难民区内一定震动很大。
田伯烈看到日本军肆意屠杀中国的平民百姓和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对日军不守信义感到失望。他说：“当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日机散发传单称‘日军将尽力保护善良的人民，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12月10日，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在劝唐生智将军不战而退的传单中，他也这样说：“日军对于抗日分子虽然苛酷无情，但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日本军队对于自己的诺言，究竟履行到什么程度，下面的事实可以显示出来。他称贝茨是南京一位最受尊敬最有声望、态度极为公正的外侨，并引用他12月15日写给上海友人的一封信说：
在南京，日本军已经名誉扫地，甚至得不到中国市民的尊敬和外侨的好评……
入城两天来，由于日本军连续不断地杀人，大规模而有计划地掠夺，肆意妨害居民家庭生活（包括侮辱妇女）等等，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了。外侨巡视市区后报告说，这时在马路上堆满了许多市民的尸体。昨天，在南京市市中心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具尸体。死去的市民中，大部分人是在十三日下午和晚上死的，就是说是在日本军入侵时或被机枪枪杀，或被刺刀戳死的。如果谁因恐怖与兴奋奔跑，谁在黄昏后被抓去，几乎都被就地枪决。其残酷程度是难以置信的。南京安全区也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如此，外侨和有地位的中国人曾清楚地目睹了这许多暴行。有些人被刺刀砍得惨不忍睹。
有几批男子被带走，日本军把他们看作是当过中国兵的，因而他们都被捆绑在一起，一一被枪杀。这些士兵已放弃了武器，脱去了军装。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除了为搬运抢夺来的东西和装备物资，需要从什么地方找暂时充当苦力的人外，被抓获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枪杀的，当然，连俘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军强迫当地中国警察从难民区内的一幢房子拉出了四百个人，每五十人排成一行捆绑起来，带着步枪和机枪的日本士兵插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押走。不管目击者作什么样的说明，他们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摘自《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根据当时日军残暴成性的实际情况，贝茨肯定从难民区里抓走的警察和难民是被日军杀害了。但他不知道屠杀的地点。日本军也不会让他知道集体屠杀中国警察和难民的暴行。实际上，这些警察和难民是被押到汉中门外被杀害了。1946年5月，伍长德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控诉了日本军此一暴行，证实在汉中门外的大屠杀。
我之所以在这里重提伍长德的一部证词，是因为日本军在汉西门外进行了多次集体屠杀，这只是首次而已。汪良曾向中国归来者联合会的访华代表团说过：“在汉西门外的沙地上，每天有数百人，多的时候有数千人被集体屠杀，他们都是现在还活着的证人殷有余先生。”这里所说的“汉西门”。那么汪良所说的汉西门集体屠杀有无其他证人呢?有。
先看日本方面的证词。日本广播协会1977年8月22日晚8时题为《映像的证词，战斗的军队》的广播中，提到过井之胁定二这个牧师。他曾参加南京攻陷战。他说：当时，在南京汉西门外，有30米左右宽的防坦克壕沟，全为尸体所埋没，马拉的辎重车在尸体上碾过。（引自《大屠杀》第60页）
毫无疑问，当时沟里填满了被日本军所杀害中国人的尸体。后一句可能有些夸张了。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军在汉西门外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事实则不容否认。这一点从贝茨博士1938年1月25日的手记中也得到了证实。他在那一天手记中写道：
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负责人请求我们去汉中门外，视察一下在那里的许多尸体……汉中门现在封锁着。掩埋队报告说，在那里有遗弃尸体三千具。那些尸体经大批处决后原封未动或是成排地倒下，或是重叠着遗弃在那里。（前引书2，第47页）
就在汉中门第一次集体屠杀的当天上午，贝茨曾驾驶汽车送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回下关军舰，但在半路上被一个陆军军官阻止，说那边还正在扑灭少数中国军队，因有危险，故平民不准过去。贝茨说：“我们停止的地方就在军政部前，目睹日军枪杀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不准我过去，原来是这原因。”但当天下午他还是设法和路透社的斯密士•史蒂尔到了下关，一路之上，尸骸累累，触目惊心，难于描写，令他永不能忘。
《外人目睹中日军之暴行》一书中就15日那天晚上写道：
那天晚上，在职员开会时通知说，在我们总部附近的一个收容所里，士兵们带走了全部难民一千三百名准备枪杀。我们知道，其中有许多人过去当过兵。可是雷伯当天下午已得到日本军官的允准，不再伤害他们的性命。他们怎么样呢?现在已经明明白白。男人们在带刺刀的士兵们的押送下，排好了队，每一百个人集中起来，系在一起。戴着帽子的人被粗暴地抓去帽子，扔在地上。然后，我们通过车头灯的照明，看到他们走向刑场……我们自己觉得心里憋得慌。他们从南边一直拖着沉重的步子走来，其中不是也有四个广东青年曾于昨天无可奈何地向我交出了武器吗?有一个身体强壮的高个子北方人，他那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时所流露出来的幻灭的目光，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令人担忧。我对他们说，要日本军保证难民的生命安全，这是多么愚蠢啊!我们深信，日本军至少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其所作的保证，在他们到达同时，也许会建立秩序。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暴行恐怖是残忍透顶了。因为后来更险恶的日子来临了。（《外人目睹中日军之暴行》，引自《大屠杀》第125至126页）
洞富雄经过全面分析资料后认为：上述所说的日本军从安全区带走了1300名左右难民并加以屠杀，是日本军在安全区最初搜查捕杀的便衣兵数字。当时黄俊乡曾被日本军逮捕，但幸免于难。他在为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而作的宣誓口述中（检证1733）叙述如下：
1937年阴历11月9日，日本军在光华门附近炸坏城墙，侵入城内，逼近难民区。